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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性百里国防

来源:吉林文学网 日期:2019-5-28 分类:励志文章

刘刚

谈中国的文艺复兴,为什么要从蒋百里谈起?有一则佳话如是——

蒋氏曾和梁启超一同欧游,归国后,梁氏写作《欧游心影录》,蒋氏撰成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。梁氏所见之欧洲,惟“科学破产”,故曰“中国不能效法”,要在中国文化上“站稳脚跟”。而蒋氏看到的,却是“万卉齐开,佳谷生矣”的盛况,若闻“精神之春雷”,如见“民族之曙光”,认定中国必得走上“人之发见”与“世界之发见”的道路。

这条路,当然就是文艺复兴的路,有人说,蒋氏之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书,他用这本书,指出了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。

蒋书问世,请梁氏作序开封治癫痫病的医院哪家好,梁“下笔不能自休”,书仅五万言,梁氏作序也五万言,梁认为“天下固无此序体”,乃独自成书,名曰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反请蒋氏为序。蒋书出,一版再版,反响空前,更何况两本欧游之作并行于世,一本充满了对少年中国的期许,一本则弥漫着对老年中国的反思,这一老一少面对世界的思绪,争相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大趋势。

蒋氏自谓其书,所依据者,乃以法国学者白黎许(SmédéeBritch)之讲演,并“参酌群书”为之。梁氏认为,蒋书“不过取材于彼”,“至于论断”,皆蒋氏“自摅其心得”,不同于儒家传统的述而不作,“盖述而有创作之精神者也”,故以为“极有价值”。

即便如梁氏曰,若仅就其写了一本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而言,尚不足以称奇,奇的是,他在自己的军事著作《国防论》里,专辟一章,大谈文艺复兴。以文艺入兵法,看来并非文人作秀,也不是书生谈兵的衍生品,而是高度重视现代战争的文明属性。

文艺与兵法如何相关联?笔者以为,文艺的作用,在于培养国民性,国民性的根柢决定了国民军的素质,而国民军的素质又决定了国防论的本质。蒋氏欲以文艺复兴造就一支真正的国民军,以真正的国民军建立真正的国防——国民性和国民军的国防。

既然国防的根本在于国民,那么关键就是国与民。如何处理国与民的关系?首先,要明确国与民的权界,确认国民的政治身份及其权利属性,从传统的君民关系中走出来,不是从昆明军海癫痫病医院排名第一君主那里,而是从国家那里,获得政治身份,确立权利人格,不管怎样的政体以及国体,在现代性的驱动下,都要回到个人权利的根本,而文艺复兴,从根本上来说,就是一个人的文艺复兴,通过文艺复兴确立人的文化个体性。

按照蒋氏的逻辑,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有文化的人民性,没有四川治疗癫痫病比较好的医院文化个体性,从文化的人民性出发,可以发展出民本主义的政治,但发展不出民主政治。民主政治的根基,就在个人权利,对于个人权利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,就是文化个体性。当文化个体性通过文艺复兴,向着个人权利和个体人格两个维度顺利进展时,一种民主政治的国民性就被发展出来了。

蒋氏的《国防论》,正是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国民性的基础上,所以,尽管有些唐突,他还是要在谈兵论战的《国防论》里,植入看似与之不相关的文艺复兴,这在古今中外所有谈兵法的书中都绝无仅有吧!然而,在当时的中国则为必须。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,中国兵学的新觉醒。蒋氏虽然祖述《孙子》,但《国防论》的趋向与《孙子》有所不同,已非两千年来立于天下观的兵法,而是向着世界观开放的共和国的兵法。

在这里,出现了中国兵法的新逻辑。故蒋氏《国防论》,欲以新兵制坐实国民军,以文艺复兴造就新国民,将国防建立在国民性上。

总结中日甲午战争,李鸿章终于说出了一句败因:以一隅之军敌一国之兵。说白了,就是有国防的日军,战胜了没有国防的清兵。李鸿章用尽了法子糊裱出一个专门用来搞外交的国防的样子——从国防到国防工业再到国民经济,那个庞然大物,就像纸老虎一样,被日本人大动干戈,一下子捅破了。为什么说清朝无国防?这只要看一看清朝军队的成份及其属性就能确认,湘淮军不是国民军,而是家天下里的首长军,它与朝廷的关系,虽然互相利用,但也有着羁縻和反羁縻、防制和反防制的互动,指望这样一支非国民军的首长军,去打赢一场国际战争,那怎么可能!

来听翁同龢是怎么说的:是骡子是马,拉出来遛遛。像翁氏那样的心理,举国上下,恐非少数。就朝庭而言,让湘淮军与日军血拼,在一定程度上亦非不幸。打赢了是赚的,打平了也好,打输了,似乎不太可能,国内外的舆论不都说中国会赢么?即便输了,多半也是小输,只要是小输,亏损的便是湘淮军系,可无论如何亦未曾想到此前能战的湘淮军竟然一败涂地,输的把朝廷都赔进去了,不是小赔,而是大赔,连国本都赔掉了。

用《国防论》的观点来看那场战争,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:输就输在没有真正的国防。对于国防,国人一下子就会想到那些硬件,诸如船坚炮利、富国强兵等。但是,真正决定国防本质的,不是那些唯物主义的劳什子,而是作为军队主体的士兵——人,首先,要有作为国民的人,才能组成国民军,有了国民军,再配上船坚炮利,这才谈得上国防。洋务运动搞反了头,搞了数不清的船炮,连电话电报都搞上了,就没治疗癫痫病专科医院哪家好搞出个国民军来。蒋氏正是有见于此,故倡导兵学中的文艺复兴,以之唤醒国人的国民性,造就国民军。

从近代史来看,中国人国民性的觉醒,就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。战前,晚清所谓的国防,既未有国民军,更不知有国民性,还在天下观里修补老例。大败之后,痛定思痛,一再反思,国人的思想,始从船坚炮利、富国强兵的表层诉求,进入国民性的深刻反省。而《国防论》问世,再次面对日本人的侵略战争,蒋氏认定,一旦中国有了真正的国防,中国必胜!这一次,中国军事上必须投入国民军,文化上必须投入国民性,打总体战。

对此,他信心满满,底气十足,坚定地说:胜也好,败也罢,就是不跟他讲和,一直打下去,打到胜利为止。这底气,便基于对国民性的自信,出自文明的底蕴。最终的较量,是国民性的较量;最强的国防,是国民性的国防;最后的胜利,是国民性的胜利。